圣而君相者，周公是也，虽不九五，而得制礼作乐，道化流行。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所以当我们迎着新文化这样一个文化浪潮而来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是孔孟之道，已经不是周孔之道了。

三、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能否开启一个法学新时代？ 下面我讲第三点，就是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能开启一个法学时代吗？我想讲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后来还是觉得，这个问题要讲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吾斯之未能信，信未真知其如此，而无毫发之疑也。雍是个人，雍之言然它里面讲的是仲弓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所有人说了算，那谁说了算呢？通过程序，通过民主、协商这些程序性的建设达成共识，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建设的资源、理论的基础，我们从学理上面来完成这样一个建设。

这一段讲到了四个人，一个是闵子，闵子骞在老师的旁边，誾誾如也，很安闲的样子。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文思想的一个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一个进展，我认为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一次思想转型或者范式的转型，我讲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理学的世界观由此而建立。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第116页。

具动静两层含义的经在实际的权衡实践中循环并生成，船山这一经权与他的性日生日成等思想保持了内在一致。②陈来：《论儒家的实践智慧》，《哲学研究》2014年第8期，第36页。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例如，《丧服四制》中对丧服的解释偏重于人心，认为制定丧服要依据人对已故对象之感恩程度的差别：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

(41)人的本心天然就具有恩、理、节、权等制定丧服所依据的原则，这四条原则分别代表着仁义理智四德。而为此合理之数者，人心之义也。

(43)尊贵者可以尽显哀痛之情，平民则应哀毁不至于伤身，不宜因过分哀痛而荒废事务。虽然，气禀亦何不善之有哉？然而不善之所从来，必有所自起，则在气禀与物相授受之交也。儒家的实践智慧既强调以道德为基础，也重视化德目为实践的知行合一，还包括对与实践背景有关的势和与实践过程有关的几数运经权等观念的理解和把握。⑧郑玄在用仁义之道解释道的同时，用立德立功解释立，赋予经权观以功利色彩。

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24) 权度作为人衡量事物之轻重长短的准则，是人与物相遇之时运用智识而制定的。化之相与往来者，不能恒当其时与地，于是而有不当之物。(34)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第274页。

知时与知机是内含在船山经权观中的实践智慧，作为行权的时机为实现经之价值与目的提供了可能，适时对于正确的践行并恪守经之规训来说意义重大。对未可与权，历代注解各异，未有定论。

而权度的合宜与否与时有很大的关联。(31)夏商两代的礼多是因时而制的，周公根据夏商之礼制定周礼，后孔子折中裁定，使得周礼规范统一。

③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44页。物不当，而往来者发不及收，则不善生矣。(20) 就事上说，船山将经看作如仁义礼智信这样的大德。如果仅靠普遍原则(经)就可以解决世间纷纷扰扰的所有问题，当然很好，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船山对嫂溺援手案例的解读、对《礼记》中具体礼仪制定规范及损益原则的诠释，都体现了实践智慧中融合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同时将原则与规范贯彻到具体现实情境中的实践意义。因事变之不齐而斟酌以中节者，权也。

在动词的意义上，‘度表现为通过比较、权衡、判断，等等，作出合乎当然之则与必然之理的选择，从而使实践过程所涉及的各种关系获得一定境域中最为适当的定位，由此达到理想的实践结果。……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⑦。

于学问心德言经，则经字自该一切，如云君子以经纶，凡理其绪而分之者，不容有曲折之或差，则经固有权，非经疏而权密也。中国哲学一贯重视实践而较忽视思辨，儒家哲学思想的特点是：突出人的实践智慧，而不突出思辨的理论智慧(33)。

盖先王制礼，尽权度之宜于得为之际。‘曲尽其宜一‘宜字，即义也。

进入专题： 王船山 经权观 。(23) 在船山这里，经并非一种恒定不变的静态定理，而是源自人心本具的先天判断能力，恰如理其绪而分之，比其类而合之的原初能力。在实践智慧中，‘应当做什么所内含的价值理性与‘应当如何做所关涉的工具理性既对应于目的和手段，又彼此呈现相互交融的形态。圣人到精义入神处，也须有观物之智，取于物为则。

《公羊传》赞赏其能权衡轻重，因为若不从宋庄公之意，宋国会发难，郑国便会君(忽)死国亡，但从宋庄公之意，虽废忽立突，但仍然可以保存郑国。(40) 礼乃有德有位之人参照大经大法而制定的，可以用之以审权度。

他把经权与阴阳进行了比附，认为天道的运行一般都遵循经，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会行权。因此，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实践理性，所关注的始终不离人的行动过程与实践活动，实践智慧与实践理性具有相通性。

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phronesis，与实践背景下的明智、完美的判断等有关，较早的中文学界常用明智来翻译phronesis，现代学者则多将其译为实践智慧，以彰显其哲学内涵及特色。二程以权释中庸：《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

(36)(37)(39)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第1061页。这样，义对权的限定及行权达变的条件被剥离，儒家的经权观便支离破碎了。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展开，则在不同的层面受到智慧的内在制约。‘仁义理知，性之德也。

在《论语·尧曰》中，孔子将《尚书》中的允执厥中当作解决政治实践遇到矛盾时的可行路径。(25)(26)(30)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第164页。

就学问心德上说，经指的是人对境域的综合理解和分析判断，富有动态的实践意义。之后，东汉郑玄用反于经，合于义来解释可与共学章中的权。

学问心德，岂容有反经者哉？(19)船山在此基本顺承了程朱的观点，但他将经权分为就事上说和就学问心德上说，便与程朱有了分别。权的本意在此得到了引申，有了权变的内涵。